1968年9月，我结束了在清华园的六年求学生活，踏进了北京齿轮厂的大门。这个厂当时是北京汽车行业里三个大厂之一，生产各种汽车变速箱。从此，我就步入了北京汽车行业。

我在北京齿轮厂工作了23年。从在车间里摇摇把、端锉把做起，进而与工人师傅一起搞技术革新，搞非标设备制造；再转为车间技术员，搞工艺设计；一直到担任车间和厂里的技术领导，负责新产品设计；经受了最基层的磨练，也培养了自己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从1985年起，在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走上了北京齿轮厂的厂级领导岗位，担任副厂长和总工程师，我和同志们一起努力引进国外新技术，通过采用设计制造新技术和新方法，使得北齿的产品技术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

按照组织的安排，1991年我被调到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约一年后开始担任总经理，在北汽摩公司一干又是四年。从一个零部件企业的副职进入有万名职工的北汽摩公司担任主要领导，跨度很大，难度也很大。当时北汽摩公司又是中美合资的北京吉普公司的股东厂。因此，北汽摩的总经理同时也是北京吉普的董事，作为股东代表参与合资企业的管理，与外商领导一起讨论企业发展，这也是很大的挑战。但挑战也是机会，这一工作使我对国企和外部的世界以及北京、全国和全世界的汽车工业加深了认识，让我深深体会到：国企必须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我职业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亲手发动和领导了北汽摩公司的改革。1994年，我和全国知名的改革家、当时的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光同志等一起，导演了将远在北京600公里以外的山东诸城车辆厂成建制地并入北汽摩公司的重大并购，创建了后来中国汽车行业的新星——北汽福田公司。现在北汽福田已经成为全国、全世界知名的大企业了。回想起来，我这个长期在国企工作的人之所以能不甘落后、不安于现状，接受最新的改革思想，正是清华大学“自强不息”的传统精神的体现。

1995年市里又调我到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工作，担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直至北汽控股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这一干又是10年。这10年的工作任务是领导整个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以前在下边一个企业的工作性质全然不同，完全是另一番天地，对我又是一次新的重大考验。

1998年我当上北京汽车工业一把手的时候，全国在抗洪，北京汽车也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全公司全年产销仅82105辆，这和现在北京汽车年产百万辆以上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时外界评论北京汽车工业是“生死两茫茫”。又是 “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鼓舞自己没有倒下，我们咬紧牙关，下定决心坚决要把北京汽车工业搞上去。2000年，董扬（82届校友）从国家机械工业局调来了，郭谦（87届校友）从一汽调来了，他们俩和我志同道合，当时有人说我们是北京汽车行业里的“清华三剑客”,这也不无道理，把北京汽车搞好的共同目标使我们这些清华学子走到一起来共同奋斗。从清华来的人还有周榕、袁汉同等，我们与北汽领导班子中的其他成员一起，开始了扭转北汽命运的征程。

2001年，我们一起讨论、大胆提出了北京汽车“三年大变样”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三个转变”的工作方针（即由生产经营管理为主向资产经营管理为主的转变；由发展二产为主向二、三产并重的转变；由集团行政管理为主向产权管理为主的转变），以及“以发展促调整，以调整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当时不少干部群众不理解，有不少干部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现代”和“奔驰”两大项目为重点坚决推进。到2003年，经过全系统近5万名干部、职工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三年大变样”的目标。随后又乘胜前进，使“三年腾飞”的目标提前一年实现。2004年，北京汽车工业取得了新的成绩，产销双双突破了53万辆，销售收入达到480亿元，产销累计突破300万辆。这一年我代表北京汽车参加国庆55周年的中山公园游园庆祝活动时，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总书记亲口对我说：“北京汽车这两年发展得挺快啊！”这让我非常感动，难以忘怀！2005年全公司业绩又创新高，产销汽车59.7万辆，销售收入496亿元，总资产达404亿元，分别是2000年产销量、销售收入和总资产的5倍、7倍和3倍。正是这几年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和创新，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的难题，才使得全公司走上了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

虽然我们做的只是汽车工业发展中的一小部分，但再把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回顾一下，也会催人奋进。

1  创立北汽福田公司，把北汽福田做大做强

我有幸作为北汽福田公司的一员和一名领导者经历和参与了它的培育、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全过程，包括公司的创立和上市，资产重组，发展新规划的确定，与世界顶级汽车集团戴克公司里程碑式的合作，与康明斯公司的合资合作等等。我在担任北汽控股公司董事长期间同时兼任北汽福田的董事长，在北汽福田公司发展最困难的时候，董事会坚决支持它大搞自主创新，并冒着风险投资建设先进的节能减排试验室，大大加强了北汽福田公司自主开发的力量。

在我主管北京汽车工业的10年中，北汽福田总资产从13.5亿元增加到113亿元，销售量从7万多辆增长到40多万辆；从生产农用车发展到生产商用车、乘用车；从只生产经济型轻型卡车发展到能够同时生产轻型客车、中重卡、大客车和MPV；从国内商用车数量第一再到与奔驰及其他外国公司进行战略合作、迈向世界；北汽福田公司跑得很快、很远！今年6月，世界品牌实验室在京发布了2009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北汽福田汽车以品牌价值268.37亿元居榜单第35位，稳居全国汽车行业“三甲”，再次蝉联商用车第一。我真为北汽福田公司的发展感到骄傲！福田公司的经理部门是很能干的，也是很成功的。我作为董事长领导和参与这些工作，经历这一振奋人心的过程是人生的一种幸运。

    2  谈成“现代”项目，圆了北京轿车梦

北京申请上轿车虽然和中国申奥没法相比，但二者却有不少相同之处。二者都是一代人的梦想和追求。中国申奥走过十年才取得了成功，北京从开始申请上轿车到获得批准，也用了十年。中国申奥是在中国经济崛起，并得到世界认同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北京申请上轿车也是在北京经济实力大提高之后才列入中央考虑的范围。2001年7月13日中国申奥获得成功，我们想借助着申奥成功带来的激情和鼓舞起来的勇气，果断行动。此后第四天，我和董扬、郭谦等同志一起策划召开会议，决定抓住北京要举办2008奥运会的机会，坚持不懈，再次申请由北京轻型汽车厂上轿车项目，并且把合作对象锁定韩国的现代汽车公司。

在这之前，我们申请过生产雷诺轿车没有成功，但两年多的工作也没白做。上百次的汇报已使得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市政府各委办、国家经贸委和国家计委各级主管等都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北轻汽的资源是好的，国有存量资产应该发挥利用；北京汽车只有北汽福田一家是不够的；有了北汽福田以后，北轻汽再继续制造卡车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前途的；北轻汽已经具备生产轿车的基本条件，由生产卡车改为生产轿车是一定会成功的。

尽管有了上述基本共识，我们申请上现代轿车项目还是有不少障碍，面临很多难题，需要处理好很多矛盾。第一个问题还是对发展北京汽车的认识问题。有的同志片面强调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不主张发展汽车。这样的争论很难有结论，幸而有市里主要领导的支持，这个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与韩国现代合作。有些同志明确提出韩国现代不是世界上的主流汽车公司，北京和现代合作不会有好结果。对于这些尖锐的反对意见，我们只能以详细的论证，包括与现代的意向谈判所得，来努力说服这些同志。艰难的辩论、争取的过程真是一言难尽。最后，在贾庆林书记和刘淇市长等领导的坚决支持下，现代轿车项目终于获得了国家批准。2001年10月17日贾书记与现代总裁郑梦九先生会见，正式敲定了北汽和现代合资的意向。此后，与现代的合资谈判全面展开，总经理董扬同志带队飞赴韩国，代表北汽与韩方开始了轿车项目谈判。

现代项目从2001年10月双方正式接触，到正式签订合资合同，前后仅用了224天。我们按照市里的精神，动员全公司的力量，支持现代项目，并在现代项目的申办过程中形成了“奋力拼搏，团结协作，知难而进，志在必得”的北汽精神。我们始终坚信北轻汽存量资产优良，人力资源可贵，重组生产轿车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我们用清华学子的思想方法，用在清华学到的知识进行分析判断；我们选择了现代，虽非最佳，但我们认为最合适；我本人亲自参加选定的索纳塔和伊兰特虽非豪华，但我们相信中国消费者能喜欢；我们和现代达成了若干妥协，虽非最理想，但赢得了时间；这些决策的正确性都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在中外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北京现代索纳塔第一年产销就超过5万，2004年又及时推出伊兰特轿车，创出单车投产当年销售超过10万辆的历史纪录。2005年北京现代产销23.4万辆，跃居全国轿车销量的第四位。我们终于成功打造了以北京现代为代表的北京汽车工业轿车板块，可以说，正是当初与现代合作的正确决策改变了北京汽车工业的面貌。

在谈判现代项目的过程中，我与董扬、郭谦有分有合。董扬为人忠厚坦诚，工作挑难的干，思想又比较解放，对于改变北京汽车面貌贡献很大。郭谦曾经是校学生会主席，很有才华和实力，他总是冲到谈判第一线去打冲锋，并在北京现代成立以后到企业任职，在生产一线奋斗，为北京现代项目的成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后来，郭谦离开了北京汽车，令人遗憾，但他在北京汽车最困难、很多人对北京汽车是否有发展前途表示怀疑的时候来到北京，支持我们并一起努力奋斗、做出了很多成绩，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3  推动北京吉普公司重组，把世界顶级品牌奔驰轿车引进北京

北京吉普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整车制造企业，也曾经是北京汽车的龙头企业。但由于产品的老化、管理的混乱、长期的不求进取，使得北京吉普成了北京汽车的老大难企业，连续的亏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北京吉普开始大量亏损的最困难的时候，组织上又安排我去兼任北吉普的董事长。经过几年的努力，情况有所改善，但为了推进北京汽车全面调整和发展的目标，我们再次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开始发动对北吉普的大规模重组，开始了引进奔驰的谈判。

   2003年9月8日北汽控股公司与戴克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指导下，积极推进项目；2004年4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了奔驰轿车项目建议书；2004年5月3日在温家宝总理访德期间，我们与戴克公司签署了在中国生产梅赛德斯－奔驰C级和E级轿车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基础协议书；2004年10月28日国家发改委批准了奔驰轿车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2004年11月26日在德国不来梅双方签订了合资合作合同；2004年12月6日北京奔驰公司新厂区奠基，我们认真组织了北京奔驰的新厂建设，保证了世界一流产品在北京生产；2005年8月24日北京奔驰公司（BBDC）正式设立；2005年12月22日国产奔驰轿车正式上市；2006年9月15日北京奔驰新厂正式投产。

我们历尽艰辛，终于取得了成功，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正如一位领导所说:“把世界第一品牌奔驰轿车引进北京就是重大的胜利”。这一项目也是奔驰在国外第一次设立50对50的合资企业，第一次由中国人直接参加销售管理，第一次在奔驰轿车上贴上了北京奔驰的中文标识，有了奔驰这一品牌，北京汽车整体水平将会得到很大提高。

为了搞好奔驰项目，频繁的长途商务旅行，复杂而激烈的谈判，夜以继日的工作，都没有难倒我们。正是在清华学习期间牢牢树立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在清华养成的勤学实干的作风支撑着我们。从清华毕业近40年，在我即将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还能完成奔驰轿车的引进，实现北京吉普公司的重组，在北京建成了一个全新的北京奔驰公司，这段经历，我终生不会忘记。

4  建设新的北京汽车制造厂

    为了继续推进北京汽车大发展，我们进行了北汽摩公司的调整，支持其下属的汽车装配厂与北汽摩公司联手改制成立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既利用了民营资本的实力和贴近市场的经营活力，又有效地利用了原北汽摩搬迁调整后的剩余资产和中低端越野车老产品资源，经过努力我们建成了北京的第四个大汽车整车企业－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习惯简称北汽有限。我们把这个企业界定为“北汽汽车”，就是要长远在这个企业发展北京自己的汽车之意。现在北汽有限生产的北京二代军车“勇士”，就按照当初这样的构思，贴上了“北汽汽车”的标识。

作为发展北京汽车中低端越野车生产的重要企业，北汽有限公司根据北京汽车控股公司的战略部署和企业发展需要，在顺义兴建了新厂区，形成了年产8万辆汽车的产能。后来我们还成功地说服了外方将二代军车和切诺基2500安排到北汽有限生产，这也为北汽汽车今后的大发展加固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2005年7月2日刘淇书记冒着高温亲自视察了北汽有限公司，对北汽有限公司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自此，北汽有限的发展明显提速。在我离开领导岗位的前一个月，2006年九月份北汽有限公司达到了月销4752辆汽车的良好业绩，显然度过了最困难的创业时期，而整个北京汽车工业也最终在我任期内形成了“三大板块”、“四大企业”的发展格局！

    自从我走出清华校门，41年都是在北京汽车行业度过的，亲历了、也领导了北京汽车天翻地覆的改革。通过艰难的奋斗，不仅使北京汽车起死回生，还坐稳全国第五、走上持续发展道路。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我和众多清华学子竭尽全力，力所能及地做出一份贡献，我们没有辜负清华的培养。在这40多年中，清华汽车系的各位老师也一直支持着我们北京汽车，从各方面给了北汽和我本人很多实际的帮助，这些我也将永远记在心里，遗憾的是我们给学校所做的贡献太少。

当然，我们至今一直牢记在校时就认定的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愿望，我也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北京、为全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继续努力奋斗！

（安庆衡，汽车专业1968届毕业生，曾任北京齿轮厂总工程师、副厂长，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北汽控股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北汽福田、北京奔驰公司董事长）